文化与人才的较量-—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本质
2007-05-28 09: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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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决定企业的命运

1、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首先,2006年我国节能和减排两项硬指标没有完成,各地政府最关心的还是上项目,实际上还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些官员把抓自主创新当成一场政治运动,认为抓“自主创新”的高潮已经过去,从现在开始要转向抓“和谐社会”了,对技术创新的艰巨性和持久性缺乏思想准备。

第二,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只有1/9左右的企业有科技活动。在对2005年我国500强企业的调查中,只有373家提供了研发数据,其投入比例都小于1%;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

我国电子产业的销售利润率逐年下降,从2000年到2005年,销售利润率从6.71%降到4.22%。 4.22%是什么概念?我国要求企业要将高于销售额的5.2%投入研究开发,才能叫高技术企业。企业现有的投入普遍小于1%,如果从4.22%中减去5.2%就是负数了,这怎么能称作高技术企业?另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也在逐年下降,这都不是好消息。

实际上,近两年中央国有企业的年利润超过6000亿元,每年拿出1000亿元投入研发,企业应有这种能力。

第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死亡之谷”

自主创新应该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整个创新链的一部分。

我们科学院在搞知识创新,我个人认为,知识创新更确切的说法是科学创新,也就是科学的发现。在知识创新这一环节,基础研究、973、863等科研项目,国家都是有投入的;技术创新后期,有风险投资和企业对产品开发的投入。但在两者之间,在技术转移的前期,几乎没有投入,我把这一段叫做“死亡之谷”,很多研究成果到这一阶段就死掉了。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把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放在一块儿讲的原因。实际上,技术转移也是创新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第四,我国专利申请大有进步,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06年来自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接近4000件,增幅达60%,位列全球第八,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位的发展中国家。2006年,国内三种专利申请量达到470342件,是国外在华三种专利申请量的4倍多。

但是,在这些乐观的数据后面,还掩盖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事实。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国内外同类发明专利申请量比例最高的领域是中药,占98%;其次分别是非酒饮料占96%,食品占90%,中文输入法占79%,污水处理占73%,特种陶瓷占64%。国外在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则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国外在华发明专利量占国内外同类发明专利比例最高的是无线电传输领域,达93%;其次依次是移动通讯占91%,电视系统占90%,传输设备占89%,半导体占85%,电视零件85%,遗传工程75%,西药69%。

另外,中国在国际标准化制定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世界标准化组织ISO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4941项,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导制定国际标准5296项,发达国家占95%以上,而中国只主导制订47项,只占0.23%,其中ISO标准32项,IEC标准15项。

2、必须树立正确的“技术观”

技术不是万能的。不同行业对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同,有些行业如零售业(如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是管理而不是技术。光有技术并不能保证企业盈利和发展。我国目前真正的高技术公司还不多,联想、海尔等大企业过去几年的发展主要靠“高管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传统产业。
历史已经证明,国内的广大市场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但用市场换技术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才资源,技术创新才是强国的根本出路,舍此没有别的出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技术永远是国家的财富,没有哪个国家会为别国去搞技术开发。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上个世纪60年代,如果我们国家没有两弹一星,别人就不会承认中国;到了21世纪,没有软件和计算机,国外就不会承认我国的大国地位。

10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罗兰在一篇重要文章中讲:“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过去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过去的落后中总结教训。假如我们只满足于模仿国外公司成熟的技术,不以极大的努力关心竞争前的核心和关键技术,不具备把本国发明的尚不成熟的核心技术变成企业可用来赚钱的技术的能力,我们国家就只能永远居于产业链的下游,以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利润,被技术进步边缘化。

今年3月底,计算所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次和ST公司技术合作发布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兴致勃勃参会并讲了很长一段话,下面我引用其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几段。他说,一个国家要对世界做出贡献,只是初级的一步。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奉献我们的知识,具体说是奉献我们的技术。龙芯二号的诞生在这一点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在知识的背后,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中国,民族的智慧基于中华文明五千年沉淀下来的种种经验和思考,它凝聚在儒家的学说、佛教的禅宗、道教的教义以及56个民族和睦共处的那种坚定的理念中。知识产权保护到极致就是知识垄断。现在这种格局已经形成。用什么打破这种知识的垄断?就是被垄断的国家振奋精神、解放思想,自己也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战场上,争取平起平坐,垄断者就垄断不成了。

二、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误区

1、不要把创新当成万能药

根据美国的统计,创新所创造的价值,占美国GDP的一半左右,即使这么发达的国家,财富的增加也不是全靠创新。我们现在连居民委员会都要建立创新居委会,创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庸俗化。创新不是万能药,创新不能包打天下。
  什么是创新?创新的要义是求变、求新。但世界上万事万物从旧到新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稳定和变化一定是辩证的统一。我到外国考察时就深深感觉到这种统一。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城市,可以几十年不变样,非常宁静的环境。有的东西不是变得越快越好。像美国的桥,100年前的桥到现在还不用重新加宽改建。我们国家光长江主干线上的桥梁就有60座,全国加起来有五六十万座桥,还派人到美国学习怎么造桥,美国人说我们都不造桥了。我们现在设计桥梁的公式基本上是国外50年前就在用的公式,现在还在用。变是有度的,不是变就是好,到一定程度就要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再变

2、纪律和创新精神同等重要

中国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好,不完全是创新不够,而是不规规矩矩办事,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我国电子和软件产品可信度不高,不是创新不够而是质量控制不严,制造部门员工的纪律不强。在西方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办法到我国就行不通。
几年前,我问过台湾搞集成电路生产的老总,为什么大陆的集成电路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什么?他认为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人才不够,技术不够,而是纪律不够。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成品率低了,后来发现竟然是个别人吃了饭以后不戴口罩造成的。  

3、不要机械的理解三类自主创新

我们现在大会、小会纷纷讲,自主创新是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和消化吸收创新三类,但是这三类不是完全分离的。自主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战略、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做一个好的系统,例如“神舟六号”飞船,从大系统看是集成。但是以集成为主的系统设计也可能包含许多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也是需要消化吸收的。因为原始创新不一定都来自基础研究,大量的原始创新体现在知识的领先应用(leading application)。

如同专利要强调新颖性一样,不管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消化吸收再创新,都要强调“新颖”(original), 强调新知识和知识的新应用。所以,我认为不要将创新活动简单地分成ABC三档,原始创新是优秀,集成创新是良好,消化创新是及格,这是不对的。

4、不要误解创新

创新不一定是奇迹。不要太寄希望于个人的突发奇想,创新更多的要依靠制度的运作,依靠团队的力量。

创新不等于完美。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所以不要怕在创新中犯错误,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东西方文化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西方非常重视验证,包括像微软等很多公司,测试人员比开发人员多得多。

创新活动不是简单的流水线。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上游连接下游的简单线性关系。创新活动有点像足球赛一样动态变化,每一个运动员都可能进球。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提炼出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科学有时就在技术旁边。

不要把成绩排名第一当创新。在我国存在着“第十名现象”。在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中学、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不要盲目相信对科学家、发明家的片面宣传。我国对科学家的报道经常有点片面,似乎科学家就会不食人间烟火。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在德国威廉物理所当所长时,曾发明过一种旋转罗盘,并同商人安许茨-肯普费合作销售,从中提成1%,得到2万马克报酬,是他所长年薪的四倍。这就说明爱因斯坦也做过技术转移,可以算一只脚“下过海”的人。
5、不能只在别人技术的基础上小打小闹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只在公共知识(教科书和企业产品白皮书)基础上做点小技术革新,只能做二三流企业。我国自主创新中最缺少的是竞争前的核心与共性关键技术,而不是资金和一般的技术。从长远来看,将来企业和地区的发展谁走在前头,不是看谁会融资谁会抓“项目”,而是看谁真正重视核心和关键技术,谁真正重视产学研合作。

研发与产业存在对称规律:厚积厚发,薄积薄发。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在缩短,但真正对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研究,只做短平快的开发研究很难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一个技术标准往往决定了一个行业的技术路线,影响最深的是技术标准带来的产业控制和专利税。进入信息技术标准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十年以前研究的成果。信息领域要瞄准未定型的标准做基础研究,有些研究可能是“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我国的研究开发大多到标准快定型时才启动,或者是“醒得早、起得晚”,在国际标准中起不到主导作用。我国电信运行企业的研发投入太少,中国移动等盈利大户每年的研发投入不到营业额的千分之一。

6、领头的企业只有“做强”才能进一步“做大”

大家都在说要做大做强,但是我国很多企业都是先做大再说。这方面,我们需要一点远见。

在制定信息领域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时,有些领导和专家提出要以引进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也许这种战略对传统产业是合适的,但对信息产业却不一定适用。产业或产品的发展一般经过“幼童”、“明星”“金牛”“瘦牛”四个阶段。所谓“幼童”是指新产品刚刚上市,市场占有率低但利润高、市场增长较快;“金牛”则正相反,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而增长率低、利润率较低。信息产业做强的战略应该是抢占“幼童”产品的上游,比如三星公司做液晶显示、诺基亚做第二代手机都是采取这一战略获得成功的案例。

我国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目前还难以独立承担突破“幼童”产品核心技术的重任,唯一的出路是产学研结合,通过技术转移方式抢占未来主流产品的上游。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决心组织全国产学研力量来做颠覆性的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影响,我国数十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这是我国的一笔宝贵财富,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效率的技术转移机制,使企业尽快具有领导技术潮流的竞争力。

7、技术转移重在“吸收”而不在“推广”

很多人把技术转移理解为技术推广,实际上技术转移的关键是提高企业选择、吸收大学和科研单位核心技术的能力,技术转移重在吸收而非推广。

企业应成为技术的投资、研发和应用的主体。不少领导认为企业已经是投资和技术应用的主体,现在只要企业多承担一些国家科研项目,就能成为研发的主体。实际上,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具有策划、定义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的能力,掌握一部分核心或关键技术,必须有一批眼光敏锐、洞察市场潜在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产品经理。

企业应该是开发新产品的主体,要主动找技术,指望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能直接变成市场产品是不现实的。

8、技术创新不能自给自足

美日欧的跨国公司,其来自外部的技术资源占到大约80%,也并不是完全的自主创新。高技术企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技术知识和资金,技术知识应当像资金一样流动起来。整个创新链的本质上就是实现资金和知识的转换。

理解技术转移的必要性要从理解分工和交换的意义开始,因为技术转移就是把知识当成一种商品进行交易和经营。大学与科研机构是“Make Knowledge”的地方,主要实现将资金变成新知识的科学创新;企业是“Make Money”的地方,主要实现把知识变成钱的技术创新。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国人的思维至今还受小农经济的束缚,习惯于自己从头做起和一竿子做到底,习惯于万事不求人。 

 

三、技术创新是文化与人才的较量

1、科研人员要增强忧患意识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指示对科技战线有特殊的意义。增强忧患意识就要多反思,多发现问题。现在的各种会议自夸成绩多,分析问题少,这种风气需要改变。

  科技战线不断取得新成果,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你吹5分他吹8分,使科技界容易滋长盲目乐观情绪,缺乏清醒的头脑。实际上我国的许多核心技术至少比国外落后两代以上,包括芯片生产技术。两代的差距就是4年。我希望到2010年能把芯片设计的整体差距缩短到1-2年,在多核CPU和高性能计算机设计的某些方面,如性能价格比,性能功耗比等,争取走到世界前列。

另外就是要抓住机遇。基辛格博士说,“世界上只有一件最宝贵而不可能储藏的东西,那就是机遇。对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稍纵即逝,必须加倍努力抓住机遇。

2、我国技术创新效果不显著的症结在哪里?

IBM的前总裁郭士纳在总结IBM复兴经验时,把文化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他原来认为文化只是企业持续兴旺的因素之一,但他后来发现:“Culture is the game。”技术创新看起来是技术上的竞争,但决定胜负的是文化和人才素质的较量。

我认为,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科技投入,而在于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如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造成的条块分割、官本位、急功近利、小农意识等,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精神文化,落后的文化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体制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化,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说明有些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不适应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

首先,包产到户的科技管理方式不符合高技术研究的规律。我们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还在大力推进课题组长负责制(PI制),国家各部的每个司每个处都具体管几十甚至上百个项目,看起来工作具体细致,实际上不符合高技术和重大项目的规律。只有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适于这种PI制管理,因为它是一个人在做一个项目。
  讲到科技管理,我举一个例子,诸葛亮和李冰是在成都当过官的两位杰出人物。这两位先辈都非常敬业,也是非常聪明的领导人。诸葛亮一生勤奋,鞠躬尽瘁,就像我们的有些部门一样,管得非常非常细,但最后事业却失败了。而李冰领导修建的都江堰,2000多年一直造福于成都地区的人民,是我们高技术科研人员学习的榜样。科研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一定要学李冰,不要学诸葛亮。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对联,“能功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实际上是隐喻诸葛亮,虽然你鞠躬尽瘁但是管理不好。成都伏龙观也有一副对联,“因地制宜,代天行化”,讲的是李冰修建都江堰的行事方法。这其中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其次,科技界要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的精神。要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特别是要下大力气反对和抵制各种走过场的评审会和验收会我参加过多次评审会和验收会,基本上鉴定意见、评审报告初稿都是事先写好的。这种评审意见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文化。应当非常严格的每个人背靠背,畅所欲言地把评审意见讲出来,但这种氛围现在还没有形成。要在专家组总体组内提倡坚持真理、为国分忧,反对只要本单位的课题能够上就不对与其他成员有关系的课题提意见的潜规则。

再次,要努力改变“官本位”的落后文化。官本位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根深蒂固影响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落后文化。官本位使科学研究带上了行政化的色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高层次人才在学术方面的发展。现在有些科研人员不愿在科研第一线攻关,总想着去当什么“长”,或愿意到管理部门去工作。博士毕业后5-6年还在第一线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界的稀缺资源。所以,科研单位要分别培养科研尖子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并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考核两类不同的科技人员。

3、要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我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利于创新的成分,我们教育体系着重标准答案,鼓励听话。但传统文化也有鼓励创新的成分,只是过去没有好好总结而已。英国历史学家汤比因说:“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髓引导人类文化前进时,世界历史才找到真正的归属。”

我认为,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西方文化贵“分”不贵“合”。我们国家现在特别喜欢讲竞争,竞争确实有利于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比以前吃大锅饭要好得多。但是竞争也是双刃剑,无序的竞争可能会导致科技资源的无效利用。在强调竞争的同时,更要强调有效合作,要充分相信经过多年考验的科技骨干队伍。

4、全面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

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内涵之一,不是对人才唯一的要求。科学精神还包括追求真理、淡薄名利、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等等。大学生、研究生要全面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有理想、讲信用、守纪律,可能比创新精神更重要。“龙芯”团队的口号是“求实、求实、求实、创新”,创新与求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创新的基础,欲“顶天”者必须“立地”。

5、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人才是被逼出来的。曙光一号的研制者几乎都没有造过计算机;龙芯CPU的研制者都没有研制过芯片。对年轻的领军人既要信任又要严格要求,特别要注意“扩胸”,注重情商教育。不要“捧杀”出成果的年轻人才。

6、要鼓励科研人员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没有把握完成的研究可能取得跨越性的成果。如果立项时可行性报告做得很充分,实现的细节已考虑得很周到,完全有把握完成,这样的成果往往没有大的创新,更谈不上跨越发展。决策者要有挑战风险的胆识与魄力。只要有相关的技术基础和高度的责任心,大方向把握准了,加上努力拼搏,就能超水平发挥,做出让人眼睛一亮的成果。

7、要加强工科学生的工程素质培养

著名科学家冯.卡门说过:“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来的世界。”工程师是创新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的工程师的地位越来越低。将MIT翻译成麻省理工学院也许反映出国人重理轻工的倾向。

要切实加强工科学生的工程素质培养。工科学生必须培养采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还必须具有责任心、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

-2007年4月16日在“中国科学和人文论坛”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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